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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梳理改革開放40年特別是“十八大”以來政府執政理念的變化，記者注意到，其中一個重大的變化就是淡化了GDP考核，環保變為各級黨委、政府執政的“硬任務”，而不僅僅是一項工作要求。
2010年7月的一天，在四川岷山主峰雪寶頂腳下，記者親歷了一場對話。
這是一次世界最高海拔的有關應對氣候變化和環境保護的對話——從海拔5588米的雪山之巔，到海拔4200米的雪寶頂大本營，5名登山者與國內外13所高校的23名大學生，通過對講機共同探討環保之策。
此時的雪寶頂在正午陽光的照射下，潔白純凈。與記者多次見到的珠穆朗瑪峰不同，雪寶頂上的冰川面積并不大，冰川下部已成塊成塊地斷裂，山腰和山腳多是碎石坡。站在大本營，肉眼就可以看到雪山之巔裸露的黑褐色巖石。
在最近十年中，類似的雪寶頂對話無時無刻不在中國的每一個角落進行著。
這是中國改革開放40年來，人們環保意識覺醒的最顯著標志，進而推動的是整個中國生態環境的巨大改變。
2018年4月16日，生態環境部揭牌成立。
環保人覺醒
1978年，改革開放之初，中國經濟發展水平低，雖然環境污染并不重，但生態已遭受到嚴重破壞。
歷經“大躍進”、十年動亂等震蕩，大量植被遭到破壞，水土流失嚴重。上世紀80年代后半期開始，由于不重視污染控制，城市大氣污染、水污染、土壤污染日趨嚴重，影響到國人的身心健康。
“那個時候，襯衫穿不了一天就黑了。好像沒有哪一座城市不是黑乎乎的。工廠的煙囪肆意地吐著五顏六色濃煙，噴著黑煙的汽車在大街上行駛，從工廠排出的黑臭污水直接流進河里。人們對此司空見慣。”一位環保人士對記者說。
而在當時，許多人仍然盲目地認為，環境污染是西方世界的不治之癥，社會主義制度不可能產生環境污染。
1972年，中國派團參加了在斯德哥爾摩舉行的聯合國人類環境會議。之后的幾年，第一批“環保人”開始覺醒，意識到了中國環境污染的嚴峻性。
曲格平就是其中之一。他先后擔任了中國常駐聯合國環境規劃署首任代表、國家環保局首任局長和全國人大環境與資源保護委員會主任委員。
“世界范圍內還沒有哪個國家面臨著這么嚴重的環境污染。而且不僅是一個大氣污染，還有水污染、土壤污染、有毒化學品污染等，存在的問題很多、很大。”曲格平說。
國家統計局今年9月發布的改革開放40年經濟社會發展成就系列報告也承認，“20世紀70年代，我國的環境保護理念從無到有，環境保護工作開始逐步開展。”
1973年，國務院召開第一次全國環境保護會議，審議通過了環境保護工作方針和我國第一個環境保護文件——《關于保護和改善環境的若干規定》，成為我國環境保護事業的第一個里程碑。
1978年，新中國第一次在憲法中對環境保護作出“國家保護環境和自然資源，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的規定，為我國環境法制建設和環境保護事業的發展奠定了基礎。
“我上大學時，中國只有《憲法》《刑法》《婚姻法》等不到十部法律，但卻有《環境保護法(試行)》。我好奇于法律為什么要‘試行’，并且希望有一天，能夠把這兩個字去掉。”全國政協常委、中國法學會環境資源法研究會會長、清華大學法學院教授呂忠梅說。
這之后的幾十年間，呂忠梅見證了中國環境法治發展的不平凡歷程：環境立法從一部“試行”法到今天的37部法律，環境管理機構從1982年的城鄉建設部環境保護局到現在的生態環境部，環保法庭從2007年的一個到如今的1200多個……
中國政法大學民商經濟法學院教授曹明德將新中國環境保護事業的發展歸納為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為1949年至1978年，這一時期由于工業欠發達，環境污染問題尚不顯著;第二階段為1979年至2012年，這一時期由于長期經濟持續快速增長，工業化、城鎮化進程迅猛，環境污染問題自20世紀80年代后半期，特別是90年代之后呈日益嚴峻態勢;第三階段為2013年至今，環境保護事業進入新時代。
建設“美麗中國”
進入新時代的中國環保事業，并非一帆風順。
在2011年的一次會議上，原國家環境保護部副部長潘岳就曾明確表示：“嚴峻的挑戰源自巨大的現實壓力。”
他分析說，壓力主要表現在4個方面：治污減排的壓力繼續加大;環境質量改善的壓力繼續加大;防范環境風險的壓力繼續加大;西方對中國的環境壓力繼續加大。
“壓力繼續加大的根源，在于經濟發展方式尚未得到根本性改變，在于一些地方政府尚未深入貫徹科學發展觀，在于發展和環境的深層次矛盾尚未得到有效解決，在于國際環境與發展形勢日益復雜和尖銳。”潘岳說，我國以工業為主軸的經濟總量增長勢頭將持續強勁，產能釋放將依舊明顯，污染物產生量更會增加，減排在消化增量的同時還要削減存量，空間變小，難度卻大大增加。
全國工商聯環境商會副會長兼首席環境政策專家駱建華介紹，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給中國環境帶來了難得的喘息機會。經濟腳步放慢，各種污染物排放量下降，加之國債中的環保資金投放，環境狀況趨于好轉。
但好景不長，中國經濟經過五年的沉寂后，于2002年下半年開始止跌回升，爆發了近十年的又一輪高增長。
這一輪高增長明顯不同于前兩輪，是由消費升級拉動產業升級，以房地產和汽車產業為主導，拉動了鋼鐵、水泥、電力等重化工產業大發展。
而這些產業，基本上都是高耗能、高排放、高污染的“三高”產業，其對環境的影響和損害更甚。終于，中國環境不堪重負，陷入了大半個國土于霧霾之中的危局。
2007年12月21日，第一財經記者在四川省某地拍攝的高污染高能耗企業在超標排放煙塵的情況。
曹明德說，進入這一階段，一方面，環境污染的嚴峻態勢引起了全國人民甚至世界范圍的廣泛關注;另一方面，中央對環境保護問題給予前所未有的重視，“大氣十條”“水十條”“土十條”均在這一時期應運而生，法律也作了或正在作相應的修改或制定。
“十二五”時期，黨中央、國務院把環境保護擺上更加突出的位置，把建設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作為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重要著力點，將改善環境質量作為落實科學發展觀、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重要內容。
特別是十八大以來，生態文明建設擺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五位一體”總體布局的戰略高度。建設“美麗中國”成為全國人民奮斗的新目標。
“十三五”至今，推進綠色發展、著力解決突出環境問題、加大生態系統保護力度、改革生態環境監管體制等重點任務逐一推進，藍天保衛戰、污染防治攻堅戰，健全自然資源資產產權制度和用途管制制度、完善生態環境監管制度、嚴守資源環境生態紅線等等，成了環保主線，生態惡化的趨勢也開始得到遏制。
值得一提的是，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十五”時期開始，國家拓寬了環境保護投資渠道，全社會環境保護投資得到較快增長。
國家統計局今年9月公布的數據顯示，2016年，我國環境污染治理投資總額為9220億元，比2001年增長6.9倍。工業污染源治理投資中，治理廢水投資108億元，比2001年增長0.5倍;治理廢氣投資562億元，增長7.5倍;治理固體廢物投資47億元，增長1.5倍;治理噪聲投資0.6億元，與2001年基本持平;治理其他投資102億元，增長5.2倍。
執政的硬任務
梳理改革開放40年特別是“十八大”以來政府執政理念的變化，第一財經記者注意到，其中一個重大的變化就是淡化了GDP考核，環保變為各級黨委、政府執政的“硬任務”，而不僅僅是一項工作要求。
“一系列重大的政策要求和制度建設，使得今后所有的經濟決策都得全面核算資源環境成本，今后，領導干部在算政績賬的時候，必須要算環境賬。”時任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韓俊表示，“中國的事情，領導一重視就好辦。”
環保問題由生態環境部一家管變成了多管齊下，并形成了遏止污染、嚴厲打擊環境違法犯罪的高壓態勢。
2015年7月1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第十四次會議審議通過了《環境保護督察方案(試行)》《關于開展領導干部自然資源資產離任審計的試點方案》《黨政領導干部生態環境損害責任追究辦法(試行)》等重要文件。
這些文件，明確建立環保督察工作機制是建設生態文明的重要抓手，嚴格落實環境保護主體、完善領導干部目標責任考核制度、追究領導責任和監管責任。強化環境保護“黨政同責”和“一崗雙責”的要求，對問題突出的地方追究有關單位和個人責任。
“環境保護黨政同責、一崗雙責的提出，是針對現實環境問題嚴峻的局面而提出的重要政策，屬于頂層設計。”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資源與環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長、研究員常紀文對第一財經記者說。
2017年5月26日，十八屆中央政治局就推動形成綠色發展方式和生活方式進行第四十一次集體學習。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在主持學習時強調，生態環境保護能否落到實處，關鍵在領導干部。要落實領導干部任期生態文明建設責任制，實行自然資源資產離任審計，認真貫徹依法依規、客觀公正、科學認定、權責一致、終身追究的原則，明確各級領導干部責任追究情形。對造成生態環境損害負有責任的領導干部，必須嚴肅追責。
2017年7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就甘肅祁連山國家級自然保護區生態環境問題發出通報。甘肅約百名黨政領導干部被問責。包括3名副省級干部、20多名廳局級干部。問責力度之大、范圍之廣，在全國形成強烈震撼。
自2015年底啟動河北環境保護督察試點以來，中央環保督察組用兩年時間分四批完成對31個省(區、市)的督察全覆蓋，共受理群眾舉報13.5萬件，問責共計超過1.8萬人，引起社會強烈關注和百姓點贊。
2018年5月11日，生態環境部約談廣東省廣州、江門、東莞，江蘇省連云港、鹽城，內蒙古自治區包頭和浙江省溫嶺等7市政府現場。
2017年2月19日上午，原環境保護部2017年第一季度空氣質量專項督查第13督查組在山東省濟南市華能黃臺電廠檢查。
本月剛剛結束的第二批中央生態環境保護督察“回頭看”，查處了一批敷衍整改、表面整改、假裝整改和“一刀切”等整改工作中的形式主義、官僚主義問題，共約談1804人，問責2177人。
中國社科院全球環境競爭力評價課題組2014年初公布的研究結果顯示，在2012年全球環境競爭力排名中，高居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中國，環境競爭力甚至不及非洲、東南亞的一些小國，在全球133個國家中屈居第87位。
這份排名顯示，中國的資源環境競爭力、生態環境競爭力、環境承載競爭力分別只排到了第89位、第124位和第87位。
在一次中國社科院召開的綠色經濟轉型發展戰略研討會上，韓俊講了一段非常形象的話：原來，很多地方的發展思路是首先要金山銀山，然后才是綠水青山。但面對嚴峻的環境形勢，大家開始明白了一個道理，既要金山銀山也要綠水青山。又進一步明白了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甚至更進一步明白寧要綠水青山，不要金山銀山。有了金山銀山，沒有綠水青山，那這個金山銀山有什么用?
“傳統的競爭力可能是經濟上的、國防上的。”生態環境部環境規劃院院長、中國工程院院士王金南說，但現階段，環境競爭力的高低，對一個國家的可持續發展至關重要。
中國正在變得更美
數據最能說明問題：
與2013年相比，2017年全國338個地級及以上城市PM10平均濃度下降22.7%，京津冀、長三角、珠三角等重點區域PM2.5平均濃度分別下降39.6%、34.3%、27.7%。
“十八大”以來，我國累計治理沙化土地1.5億畝，完成造林5.08億畝，森林覆蓋率達到21.66%，成為同期全球森林資源增長最多的國家。
相比2012年，2017年全國地表水好于三類水質所占比例提高了6.3個百分點，劣五類水體比例下降4.1個百分點。
天更藍、山更綠、水更清，中國正在變得更美。
四川省攀枝花市是資源型重化工業城市，受資源稟賦、產業結構、開發背景、自然環境等因素影響，曾一度空氣污染嚴重，環境問題突出。2004年，攀枝花被戴上了全國十大空氣污染城市“黑帽子”。
近年來，攀枝花市累計實施森林生態、林業產業、生態文化、支撐保障等各類工程項目563個，新建林地(綠地)36.7萬畝。
按照創建國家森林城市的總體規劃，攀枝花市以金沙江干熱河谷區生態治理為重點，對裸露工礦跡地、破損山體等“硬骨頭”進行生態植被恢復，綜合整治工礦廢棄地及山、水、林、田、湖，共完成廣廈采石場、龍蟒尾礦庫、青杠坪尾礦庫、二灘粘土礦等50個礦山跡地的生態治理，面積達到1.65萬畝。
隨著綠化面積的增多和生態環境的改善，如今，攀枝花市環境空氣質量優良率穩定在95%以上，PM2.5值常年低于32微克/立方米。如今的攀枝花，不僅賣地下的資源，也賣天上的陽光。
2000年，國家天然林保護工程正式實施。國家林業和草原局介紹，截至2017年底，國家共為天保工程投入專項資金3313.55億元。林業職工年均工資從1997年0.67萬元增長到2017年6.07萬元，增長9.05倍。
20年來，天保工程使19.44億畝天然喬木林得以休養生息，工程區天然林面積增加近1.5億畝，森林蓄積增加12億立方米，增加總量分別占全國的88%和61%。天保工程有效保護了全國90%的陸地生態系統類型、85%的野生動物種群和65%的高等植物種群。
“絕不能以犧牲生態環境為代價，換取經濟的一時發展。”“綠水青山和金山銀山絕不是對立的，關鍵在人，關鍵在思路。保護生態環境就是保護生產力，改善生態環境就是發展生產力。”“像保護眼睛一樣保護生態環境，像對待生命一樣對待生態環境。”“把生態環境保護擺在更加突出的位置。”
2018年4月27日，豎立在山東省原山林場內的“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標志牌。
如今，不論是在各部委高層，還是省、市、縣、鄉，這些新環保理念已經變成了切實的行動。
越來越多的政府官員、企業家認識到，“環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麗，藍天也是幸福”，需要正確處理好環境保護在經濟發展中的定位，增強“綠色定力”。
原標題:中國生態40年巨變：從環保人覺醒到執政硬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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