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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兩天最大的新聞就是十九大了，所有的環保界朋友都翹首以待，關心習大大關于環保講了什么，總結起來有以下幾點：
1、充分肯定了十八大以來生態文明建設取得的成就，并且指明了我國已經成為全球生態文明建設的重要參與者、貢獻者、引領者。
2、生態環境問題已經被明確納入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主要矛盾，即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足見未來環保的重要地位。
3、提出了通過兩個十五年階段，全完成我國的生態文明建設。
4、部署了推進綠色發展、治理突出環境問題、加大生態系統保護和改革生態環境監管體制四大任務。
總而言之，生態文明建設已經成為我國社會發展的重心之一，環保事業被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但是，這一路走來，中國的環保事業可謂是坎坷重重、十分不易。
一直以來，環保與經濟的關系是相生相克的，關于二者的關系，社會各界一直是爭論不休。那么，我國的環保事業都經歷了怎樣的歷程，又是如何受經濟影響的，國家為什么在現階段大搞環保？
在這一問題上，許多人喜歡和西方國家比較。其實，中國的環境保護起步與西方國家相比晚不了幾年，但是比西方國家落后，落后是因為我們起點低，西方國家是在工業化和城市化都已完成的情況下起步的。這兩者的過程還不太一樣，有可比之處，也有不同的地方。
中國的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發展大概從上世紀70年代末開始，從1979年開始，鄧小平把中國帶入了改革開放時代，中國經濟很快步入了高速發展時期，到現在僅次于美國，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正是這一階段的發展，鞏固并且提升了我國的國際地位。所以，必須肯定，經濟是我國過去以及未來很長時間都要堅持的根本，是其他一切的基礎。
但是，在經濟快速發展的同時，生態環境也發生了巨大變化，從污染物低排放走向高排放，從環境狀態的低惡化走向環境狀態的高惡化，從局部型、單一型污染走向全局型、復合型污染，付出了高昂的環境與資源代價。至此，我們認識到一味地發展經濟已經不是上策，經濟的持續、健康發展必須要充分考慮環境問題。
40年來，中國領導決策層在發展的政策思路上有著顯著的變化。在20世紀80年代初就提出了經濟發展、社會發展和環境發展同步進行，經濟效益、社會效益和環境效益協調統一的發展觀和環境觀；熱忱接受了國際社會共同倡議和制定的可持續發展理念，并相繼提出了科學發展的觀念和戰略，倡導建設資源節約型和環境友好型社會；倡導發展循環經濟和低碳經濟，推進生態文明建設。不過，這些發展戰略只停留在理念層面上，停留在文字上和口頭上，很少見諸行動。
從無到有，40年來的中國環境保護歷程經理了以下幾個階段：
第一階段
環境保護意識啟蒙階段
從1972-1978年的7年，中國正處于整治混亂時期，也是環境問題開始暴露、環境保護意識萌生、傳播和普及的時期。當時，工業化還處于初期階段，但環境污染開始在局部地區特別是城市暴露出來，污染事件陸續出現。但當時國人對環境污染、環境公害還知之甚少。
而此時的西方世界則是另一方景象。20世紀50～60年代，西方世界以及日本的經濟正在高速發展，同時環境問題也開始迅速暴露，日本為此付出了沉痛的代價。從20世紀60年代后期，西方世界的公眾終于醒悟，展開了大規模的環境保護抗議運動。而在日本，展開了大規模的環境訴訟活動和反對公害的輿論浪潮。1970年，美國開展了旨在保護環境的“地球日”活動，喊出了“不許東京悲劇重演”的口號。1972年，聯合國為順應全球興起的環保浪潮，在斯德哥爾摩召開了人類環境會議，拉開了全球環境保護運動的序幕。當時，《紐約時報》評論道，這次會議是一場“思想的革命”。
西方發達國家的這場環境運動，為中國啟動環境保護提供了契機。
1970年底周總理在聽取了一位日本公害記者介紹日本公害特別是“公害病”情況后，要求國家機關對此進行研討。之后，他指示要把日本記者的報告作為會議交流材料發給那一年參加全國計劃會議的人員。可以說，這是在高層次的會議上，出現的第一份有關環境保護的文件。中國的環境保護的啟蒙就是由上而下、逐步開展起來的，實際上是周恩來總理推動起來的。
1972年，周恩來總理決定中國派團參加聯合國人類環境會議。盡管在當時特殊的時代背景下，代表團是在“階級斗爭”為主導思想出席會議的，這次會議還是讓國人開闊了視野，了解到環境保護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認識到并不如極左思潮宣揚的那樣“社會主義沒有污染”，而是“中國城市存在的環境污染，不比西方國家輕；自然生態方面的破壞程度，中國遠在西方國家之上”。之后環保問題得到周恩來總理重視。
1973年8月召開全國環境保護會議，這是中國召開第一次環境保護會議。當時，各地方和有關部委負責人、工廠代表、科學界人士300多人參加了會議。會議通過擺環境污染事實，分析其危害，提高了對環境保護的認識。這次會議解決了幾個主要問題：一是對中國環境污染有了一個初步認識，中國不是沒有污染，而是有些方面還相當突出；二是通過了中國環境保護方針，即：“全面規劃、合理布局、綜合利用、化害為利、依靠群眾、大家動手、保護環境、造福人民”；三是通過了《關于保護和改善環境的若干規定》，對十個方面的環境保護工作提出了要求，并作出了部署。
全國環境保護會議之后，迅即成立了國務院環境保護領導小組，督促各地成立相應的環保機構，對環境污染狀況進行調查評價，開展以消煙除塵為中心的環境治理。同時，對污染嚴重的地區開展了重點治理，包括官廳水庫、富春江、白洋淀、武漢鴨兒湖以及北京、天津、淄博、沈陽、太原、蘭州等城市大氣污染治理。其中，官廳水庫和桂林漓江環境治理決心最大，成效也突出，為今后的江河和城市污染治理摸索出一些經驗。
周恩來總理以他的遠見卓識，敏感地意識到環境問題的嚴重性，以及對于未來中國的緊迫性，適時地抓住這個問題，未雨綢繆，開啟了中國環境保護事業的航程。所以說，周恩來總理是中國環境保護事業的開創者和奠基人。
第二階段
環境污染蔓延和環境保護制度建設階段
從1979-1992的14年，是中國環境保護事業第二個歷史時期。1979年是一個標志性年份。從這一年開始，中國開始實行改革開放政策，經濟發展由此駛上高速增長的軌道，并迎來了長達30多年的高速增長期。也是在這一年，《環境保護法》正式頒布，標志著中國環境保護開始邁上法制軌道。關于制定“環境基本法”，美國是1970年，日本是1967年，法國是1976年，英國是1974年，瑞典是1969年。就時間而言，中國環境基本法建設比一些發達國家也晚不了幾年，其差別是在“有法不依”上。
期間中國環境保護的理論體系、制度政策體系、法律法規體系和管理體制開始形成，初步確立了中國特色的環境保護道路。
一是確立了環境保護的基本國策地位。1983年第二次全國環境保護會議上，環境保護被確立為中國的一項基本國策。國策地位的確立，使環境保護從經濟建設的邊緣地位轉移到中心位置，為環保工作的開展打下了一個堅實基礎。摒棄了“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體現了走有中國特色環保之路的要求。與國際上20世紀80年代后期提出的可持續發展戰略是遙相呼應的，并更加切合中國的實際。可以說中央對環境問題是有先見之明的。
二是制定了環境保護的政策制度體系。1989年，在第三次全國環境保護會議上，提出了環境保護三大政策和八項管理制度。同時還出臺了包括三同時制度、環境影響評價制度、排污收費制度、城市環境綜合整治定量考核制度、環境目標責任制度、排污申報登記和排污許可證制度、限期治理制度和污染集中控制制度。
強化環境管理政策，是我國環境政策中最具特色的一條。20世紀80年代我國環境已經面臨比較嚴峻的形勢，在科技發展水平不高，國力有限的情況下，不可能靠高科技、高投入解決環境問題。而調查研究表明，造成環境問題特別是環境污染的重要原因是管理不善。因此，最現實、最有效的辦法，是靠政府采取行政的、法律的和經濟手段，強化環境管理，以監督促治理，以監督促保護。實踐證明這是一條富有成效的路子，是我國環保工作在指導思想上具有歷史意義的轉變，如果沒有這種轉變，環保工作將無所作為，環境形勢將更趨惡化。
三是構筑了環境保護法律法規和標準體系。1979年《環境保護法》首次頒布，1989年又作了修訂。同期，還陸續制定并頒布了污染防治方面的各單項法律和標準，包括《水污染防治法》、《大氣污染防治法》、《海洋環境保護法》；同時又相繼出臺了《森林法》、《草原法》、《水法》、《水土保持法》、《野生動物保護法》等資源保護方面的法律，初步構成了一個環境保護的法律框架。
四是確立了可持續發展國家戰略地位。1992年，聯合國在里約熱內盧召開了環境與發展大會。會后，以中共中央、國務院名義頒布了《環境與發展十大對策》，首次在中國提出實施可持續發展戰略。1995年，國家在制定“九五”規劃中，明確將科教興國和可持續發展戰略作為國家戰略。同時還頒布了《中國二十一世紀議程》，制定了中國實施可持續發展戰略的國家行動計劃和措施。
五是環境管理機構由臨時狀態轉入國家編制序列。1982年國家設立“城鄉建設環境保護部”，內設環保局，從而結束了“國環辦”10年的臨時狀態。1988年，環保局從城鄉建設環境保護部分離出來，建立了直屬國務院的“國家環保局”。至此，“環境管理”才成為國家的一個獨立工作部門。以后的環保總局、環境部是在這個基礎上的延伸和發展。可以說目前環境保護機構在政府編制中是到位了。1993年，全國人大設立“環境與資源委員會”，全國政協也相應設立了“環境與人口委員會”。上行下效，各省、市、區也都相繼建起這種機構，在國家各級管理層面上環境保護得到了重視。
第三階段
環境污染加劇和規模化治理階段
從1993到2001年作為一個階段，1993年是我國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的一年，也是中國環保歷程中環境污染加劇和規模治理時期，是以總量控制為核心的環境保護制度開始落實和完善的時期。1992年小平南巡講話后，中國掀起了新一輪的大規模經濟建設，各地上項目、鋪攤子熱情急劇高漲，加之上世紀80年代全國鄉鎮企業的無序發展，致使中國環境污染到了一個無以復加的地步。許多江河湖泊污水橫流，藍藻大暴發，甚至舟楫難行，沿江沿湖居民飲水發生困難；許多城市霧霾蔽日，空氣混濁，城市居民呼吸道疾病急劇上升。在這種情況下，國家環保部門啟動了“三河（淮河、海河、遼河）三湖（滇池、太湖、巢湖）一市（北京）一海（渤海）”治理，通過制定區域和流域污染防治規劃，實施重點污染物總量控制，拉開了規模污染治理的序幕。
第四階段
科學發展、生態文明建設思想提出并發展階段
從2002年到2012年10年，2002年11月，中共十六大提出要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將“可持續發展能力不斷增強，生態環境得到改善，資源利用效率顯著提高，促進人與自然的和諧，推動整個社會走上生產發展、生活富裕、生態良好的文明發展道路”作為主要內容之一。
經濟發展強調又好又快，環境問題被納入經濟可持續發展的重點考慮因素。強調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道路不能忽視生態建設和環境保護；提出要用科學發展觀指導人口資源環境工作；強調以人為本，將統籌人與自然和諧發展作為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目標之一；強調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的重要性，提出要堅持節約資源和保護環境的基本國策，加快建設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
中共十七大進一步提出“建設生態文明”的戰略目標，報告指出要“基本形成節約能源資源和保護生態環境的產業結構、增長方式、消費模式。循環經濟形成較大規模，可再生能源比重顯著上升。主要污染物排放得到有效控制，生態環境質量明顯改善。生態文明觀念在全社會牢固樹立。”首次明確提出了建設生態文明的戰略任務，之后又清晰界定了建設生態文明的具體內涵，同時還有力探索了生態文明建設與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的關系，賦予了生態文明建設與其他建設在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進程中同等重要的地位，為中共十八大提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五位一體”的總布局和生態文明建設思想的成熟完善提供了良好前提。
第五階段
生態文明建設思想成熟，全面、深度治污階段
2013年至今，中共十八大報告把生態文明建設放在突出地位，并將其納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五位一體”的總布局，還對生態文明建設的具體政策和制度進行了闡述，體現了黨在生態文明建設理念、方針和政策方面的日趨成熟。全面打響了藍天保衛戰，生態文明建設力度空前，“兩山論”思想振聾發聵，發展取向，從追求“數量”變成注重“質量”，政績考核，去除“ＧＤＰ緊箍咒”，生態文明建設取得了顯著成效。
由此可見，這40年來中國的環保發展是一個一直受重視、不斷積累、不斷成熟的過程，所以當下的環保風暴也是歷史發展的必然，絕不是一陣風，因為生態文明建設已然成為了未來國民經濟發展的主要內容。
當然，在過去四十年的發展中也存在許多失誤,至少有幾點經驗教訓值得反思和總結。
首先，我們雖然在行政、經濟和技術等方面實施了政策措施和一些治理工程,但都缺乏力度,并目,不是從根源上去防治,仍然沒有有效避免很多發達國家曾經歷的“先污染后治理”老路,有些方面甚至更為嚴峻。四十年來,中國工業基本上沿襲了粗放型的增長方式,主要工業產品產量增長倍數十分驚人,由此帶來的資源能源消耗和環境污染也是觸目驚心的。2006年,中國工業增加值占GDP比重達到歷史最高點,也就在那一年,中國的幾項主要污染物排放指標也達到了歷史峰值,有多項指標均位居世界首位。
其次，在經濟發展的總體戰略上,長期沒有擺脫過度追求經濟增長速度的觀念,沒有注意解決經濟增長速度和質量、經濟增長和環境保護的關系,過分強調發展速度,一味追求GDP的增長;在宏觀經濟、部門經濟和區域經濟的發展戰略上,長期缺乏對環境保護的綜合考慮和綜合決策,缺乏對部門和區域發展的環境影響評價,部門和區域規劃的環境影響評價也沒有有效落實。特別是改革開放30多年來幾輪超過兩位數的增長周期都帶來巨大的環境沖擊,致使治理的速度遠遠趕不上污染增長的速度,環境污染每況愈下,釀成了今天環境污染嚴峻的形勢,這是政策和指導重大失誤的惡果。歷史經驗反復證明,追求短期超速增長,忽視經濟增長的環境和社會效益,其帶來的一個嚴重后果就是要付出沉重的、難以承載的環境和資源代價。
再者，改革開放以來,我國逐步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從此經濟發展走上了快速道。但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的矛盾卻日益突出,終于鑄成了今天這種積重難返的局面。市場經濟是自由競爭經濟,特別是在市場不成熟的發展期,與環境的矛盾很突出,環境問題成為市場“失靈”的重要體現。環境的公共性和外部性特征表明單純市場本身并不能保障與環境保護的協調發展,需要相應的政府行政干預和市場經濟手段,這些手段措施主要通過法律及其監督建立起市場健康運行機制,包括環境規劃、法規、標準、征收環境稅、明確環境資源產權,推行國內和國際間的排污交易、實行信息公開、擴大公眾參與、動員全社會公眾廣泛參與環境保護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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