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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五年來，中國經歷了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的宏大歷史進程，目前正在經歷從經濟體制改革向政治體制改革、社會體制改革擴展和深化的進程中。45年來，中國領導決策層在發展的政策思路上，有顯著變化，在80年代初就提出了經濟發展、社會發展和環境發展同步進行，經濟效益、社會效益和環境效益協調統一的發展觀和環境觀;熱忱接受了國際社會共同倡議和制定的可持續發展理念，并相繼提出了科學發展的觀念和戰略，倡導建設資源節約型和環境友好型社會;倡導發展循環經濟和低碳經濟，推進生態文明建設。
不過，這些發展戰略只停留在理念層面上，停留在文字上和口頭上，很少見諸行動。
黨的十八大以來的五年，是黨和國家發展進程中極不平凡的五年。尤其是在生態和環境保護領域，正如黨的十九大報告所指出的那樣，“生態文明建設成效顯著”“全黨全國貫徹綠色發展理念的自覺性和主動性顯著增強，忽視生態環境保護的狀況明顯改變”
第一階段，環境保護意識啟蒙階段。
從1972至1978的7年，中國正處于極為混亂的“文革”劫難時期，也是環境問題開始暴露，環境保護意識萌生、傳播和普及的時期。當時，中國人均GDP只有100多美元，工業化還處于初期階段，但環境污染開始在局部地區特別是城市暴露出來，污染事件陸續出現。但當時國人對環境污染、環境公害還知之甚少。而此時的西方世界則是另一方景象。20世紀50-60年代，西方世界終于迎來了經濟發展的黃金時代，特別是日本，為了不斷追趕并超過西歐各國，創下了連續18年經濟年均增長9.3%的記錄。為此付出了沉痛的代價，日本成為公害列島。從20世紀60年代后期，西方世界的公眾終于醒悟，展開了大規模的環境保護抗議運動。而在日本，以健康損害問題為焦點，以被害者為中心，展開了大規模的環境訴訟活動和反對公害的輿論浪潮。1970年，美國開展了旨在保護環境的“地球日”活動，喊出了“不許東京悲劇重演”口號。1972年，聯合國為順應全球興起的環保浪潮，在斯德哥爾摩召開了人類環境會議，拉開了全球環境保護運動的序幕。其時，《紐約時報》評論道，這次會議是一場“思想的革命”。
對當時的中國而言，當務之急是要認識環境問題，提高對環境保護的意識。
一是環境問題開始得到高層重視。西方發達國家的這場環境運動，為中國啟動環境保護提供了契機。1969年，我調到“國務院計劃起草小組”，從事編制國民經濟與社會發展計劃工作。當時經常聽到周恩來總理談起“公害問題”，他特別提醒說，你們要研究工業發展中的公害問題，要學習國外治理公害的經驗。因為我來自燃料化學工業部，這個部的污染問題最嚴重，就讓我來分管這項工作。1970年底周總理在聽取了一位日本公害記者介紹日本公害特別是“公害病”情況后，要我們組織一次報告會，請這位日本記者介紹日本環境污染問題，并要求國家機關特別是各個部委的負責人都要來聽這堂課，會后還要組織他們進行分組討論，討論的情況要向他匯報。我們都照辦了。當我們把報告情況和分組討論的情況交給總理后，他指示要把日本記者的報告作為會議交流材料發給那一年參加全國計劃會議的人員。可以說，這是在高層次的會議上，出現的第一份有關環境保護的文件。中國的環境保護的啟蒙就是由上而下、逐步開展起來的，實際上都是周恩來總理推動起來的。
1972年出席聯合國人類環境會議，認識到了自身問題的嚴重性。
1972年，周恩來總理決定中國派團參加聯合國人類環境會議。這是中國恢復聯合國席位后，參加的第一個大型國際會議。代表團由國家計委牽頭，有外交、衛生、工業、農業、水利、能源、城市、科技和地方等部門的負責人或專家參加。我也有幸參加并見證了全球首次環境會議的盛況。中國代表團出席會議，舉世矚目。中國代表團提出的國家不分大小、一律平等、要尊重每個國家的主權，要支持發展中國家發展民族經濟的努力等主張，受到發展中國家的普遍歡迎和支持，特別是為《人類環境宣言》修改作出了貢獻。
不過，在當時“文化大革命”政治背景下，代表團出席會議的主導思想，不是去“取經”，而是去“斗爭”的，始終繃緊了“階級斗爭”這根弦，在修改“宣言”中，也講了一些偏激語言。代表團領導人戰戰兢兢，生怕在政治上犯錯誤。至于對會議討論審議的環境與發展問題，并不是怎樣關注。會后在寫出席會議的匯報中，竟然沒有一句會議中心主題—“發展與環境”的話，全是政治斗爭的篇幅。今天看這份報告是極不可思議的事情，可當時就是這樣做的。
就我個人來說，參加這次會議真正打開了一葉窗口，開闊了視野，了解到環境保護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認識到并不如極左思潮宣揚的那樣“社會主義沒有污染”，而是“中國城市存在的環境污染，不比西方國家輕;自然生態方面的破壞程度，中國遠在西方國家之上”。當會后把這個結論匯報給周恩來總理時，得到了他的認可。他甚至還說，他擔憂的問題還是發生了。周總理立即指示，要開一次全國的環保大會，介紹國際環境形勢，更要探討中國環境保護問題。
1973年8月召開全國環境保護會議。
中國召開第一次環境保護會議，是斯德哥爾摩會議在中國開花結果的產物。其時，各地方和有關部委負責人、工廠代表、科學界人士300多人參加了會議。會議通過擺環境污染事實，分析其危害，提高了對環境保護的認識。會議后期，周總理決定在人民大會堂召開萬人大會，在全社會來普及環境保護意識。在文化大革命極左思潮統治下，能召開環境保護這樣的會議，允許人們在那里議論“中國社會主義的黑暗面”，真可稱為一個奇跡。這一切都是在周總理的運籌下進行的。這次會議解決了幾個主要問題：一是對中國環境污染有了一個初步認識，中國不是沒有污染，而是有些方面還相當突出;二是通過了中國環境保護方針即：“全面規劃、合理布局、綜合利用、化害為利、依靠群眾、大家動手、保護環境、造福人民”。三是通過了《關于保護和改善環境的若干規定》，對十個方面的環境保護工作提出了要求，并做出了部署。
全國環境保護會議之后，迅即成立了國務院環境保護領導小組，下設辦公室，我是辦公室負責人之一。辦公室成立后，督促各地成立相應的環保機構，對環境污染狀況進行調查評價，開展以消煙除塵為中心的環境治理。同時，對污染嚴重的地區開展了重點治理，包括官廳水庫、富春江、白洋淀、武漢鴨兒湖以及北京、天津、淄博、沈陽、太原、蘭州等城市大氣污染治理。其中，官廳水庫和桂林漓江環境治理決心最大，成效也突出，為今后的江河和城市污染治理摸索出一些經驗。
周恩來總理以他的遠見卓識，敏感地意識到環境問題的嚴重性，以及對于未來中國的緊迫性，適時地抓住這個問題，未雨綢繆，開啟了中國環境保護事業的航程。所以說，周恩來總理是中國環境保護事業的開創者和奠基人。
第二階段，環境污染蔓延和環境保護制度建設階段。
從1979到1992的14年，是中國環境保護事業第二個歷史時期。1979年是一個標志性年份。從這一年開始，中國開始實行改革開放政策，經濟發展由此駛上高速增長的軌道，并迎來了長達33年的高速增長期。也是在這一年，《環境保護法》正式頒布，標志著中國環境保護開始邁上法制軌道。據有關資料顯示：一些西方發達國家是何時制定“環境基本法”的呢?美國是1970年，日本是1967年，法國是1976年，英國是1974年，瑞典是1969年。就時間而言，中國環境基本法建設與一些發達國家也晚不了幾年，其差別是在“有法不依”上。期間中國環境保護的理論體系、制度政策體系、法律法規體系和管理體制開始形成，初步確立了中國特色的環境保護道路。舉其要點如下：
一是確立了環境保護的基本國策地位。20世紀80年代初，通過對國情的分析，我們認為，環境保護事關自然資源合理開發利用，事關國家的長久發展，事關群眾的身體健康，是強國富民安天下的大事，應該立為國策。我們將這一想法向時任常務副總理的萬里進行了匯報，他當即表示，要象計劃生育一樣，環境保護也應立為一項基本國策。在1983年第二次全國環境保護會議上，時任副總理的李鵬代表國務院宣布，環境保護是中國的一項基本國策。國策地位的確立，使環境保護從經濟建設的邊緣地位轉移到中心位置，為環保工作的開展打下了一個堅實基礎。與此同時，為落實環境保護基本國策，國務院制定出臺了“同步發展”方針，即“經濟建設、城鄉建設、環境建設同步規劃、同步實施、同步發展，實現經濟效益、社會效益、環境效益相統一”戰略方針，摒棄了“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體現了走有中國特色環保之路的要求。與國際上20世紀80年代后期提出的可持續發展戰略是遙相呼應的，并更加切合中國的實際。
二是制定了環境保護的政策制度體系。1989年，在第三次全國環境保護會議上，提出了環境保護三大政策和八項管理制度，即預防為主、防治結合，誰污染誰治理和強化環境管理的三大政策。同時還出臺了包括三同時制度、環境影響評價制度、排污收費制度、城市環境綜合整治定量考核制度、環境目標責任制度、排污申報登記和排污許可證制度、限期治理制度和污染集中控制制度。
強化環境管理政策，是我國環境政策中最具特色的一條。上世紀80年代我國環境已經面臨比較嚴峻的形勢，在科技發展水平不高，國力有限的情況下，不可能靠高科技、高投入解決環境問題。而據調查研究說明，造成環境問題特別是環境污染，重要原因是管理不善造成的。因此，最現實、最有效的辦法，是靠政府采取行政的、法律的和經濟手段，強化環境管理，以監督促治理，以監督促保護。實踐證明這是一條富有成效的路子，是我國環保工作在指導思想上具有歷史意義的轉變，如果沒有這種轉變，環保工作將無所作為，環境形勢將更趨惡化。
以上提到的這些政策和制度。先以國務院政令頒發，后以各項污染防治的法律法規加以肯定成型，變成法律制度，在全國加以實施。
三是構筑了環境保護法律法規和標準體系。1979年《環境保護法》首次頒布，1989年又作了修訂。同期，還陸續制定并頒布了污染防治方面的各單項法律和標準，包括《水污染防治法》、《大氣污染防治法》、《海洋環境保護法》;同時又相繼出臺了《森林法》、《草原法》、《水法》、《水土保持法》、《野生動物保護法》等資源保護方面的法律，初步構成了一個環境保護的法律框架。
四是確立了可持續發展國家戰略地位。1992年，聯合國在里約熱內盧召開了環境與發展大會，我有幸作為中國代表團副團長參加。會后，以中共中央、國務院名義頒布了《環境與發展十大對策》，首次在中國提出實施可持續發展戰略。1995年，國家在制定“九五”規劃中，明確將科教興國和可持續發展戰略作為國家戰略。同時還頒布了《中國二十一世紀議程》，制定了中國實施可持續發展戰略的國家行動計劃和措施。
五是環境管理機構由臨時狀態轉入國家編制序列。1982年國家設立“城鄉建設環境保護部”，內設環保局，從而結束了“國環辦”十年的臨時狀態。1988年，環保局從城鄉建設環境保護部分離出來，建立了直屬國務院的“國家環保局”。至此，“環境管理”才成為國家的一個獨立工作部門。以后環保總局、環境部是在這個基礎上的延伸和發展。實踐證明，確定了環境保護方針，制定了規劃，還要有相應的機構和人去推動實施，否則一切將都落空。可以說目前環境保護機構在政府編制中是到位了。1993年，全國人大設立“環境與資源委員會”，全國政協也相應設立了“環境與人口委員會”。上行下效，各省、市、區也都相繼建起這種機構，在國家各級管理層面上環境保護得到了重視。
第三階段，環境污染加劇和規模化治理階段。
把1993年至2001年這八年作為一個階段看，是因為1993年是我國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的一年，也是中國環保歷程中環境污染加劇和規模治理時期，是以總量控制為核心的環境保護制度開始落實和完善的時期。1992年小平南巡講話后，中國掀起了新一輪的大規模經濟建設，各地上項目、鋪攤子熱情急劇高漲，加之80年代全國鄉鎮企業的無序發展，致使中國環境污染到了一個無以復加的地步。許多江河湖泊污水橫流，藍藻大暴發，甚至舟楫難行，沿江沿湖居民飲水發生困難;許多城市霧霾蔽日，空氣混濁，城市居民呼吸道疾病急劇上升。在這種情況下，國家環保部門啟動了“三河(淮河、海河、遼河)三湖(滇池、太湖、巢湖)一市(北京)一海(渤海)”治理，通過制定區域和流域污染防治規劃，實施重點污染物總量控制，拉開了規模污染治理的序幕。
一是開展規模工業污染防治。在控制環境污染中，把工業污染防治作為重點，通過淘汰落后產能，在“九五”至“十一五”其間，據不完全統計關閉淘汰污染嚴重的工礦企業17.7萬多家;調整產業結構，大力推行清潔生產以及強化環境管理，污染物排放有了大幅度降低，工業污染控制取得重大進展。然而，在對大中型工業企業控制污染取得進展的同時，鄉鎮工業企業污染排放量急劇上升，環境污染形勢由“點源”污染變成“面源污染”，這種污染集工業污染、城市污染、村鎮生活污染和農田化肥、農藥污染為一體，加劇了污染防治的難度。
二是開展規模流域污染防治。在這一時期，以“三河三湖”為重點，開始了規模流域污染治理工作。其中把淮河水污染治理作為重點。1989年2月，淮河流域發生第一次重大污染事故，100萬人飲用水發生危機;1994年7月，淮河下游又發生特大污染事故，安徽、江蘇150萬人飲水困難。兩次污染事故，促使國務院下決心來治理淮河污染，提出“一定要在本世紀內讓淮河水變清”目標，并提出了相應的保證措施：第一，由國家環保總局和水利部牽頭組成淮河水質保護機構，協調和部署對淮河污染的綜合整治;第二，建立和健全淮河水質污染監測網，對各個斷面的排污實行目標控制和總量控制;第三，在三年內關、停、并、轉一批淮河沿岸污染嚴重、治理難度大的企業;第四，2000年前，流域內所有市、縣都必須因地制宜修建污水集中處理設施;第五，制訂淮河流域污染防治的有關法律和法規，盡快把淮河流域的污染防治納入法制軌道。1995年8月，國務院簽發了我國歷史上第一部流域性法規——《淮河流域水污染防治暫行條例》。1998年，國家環保總局宣布：在淮河流域1562家污染企業中，已有1139家完成治理任務，215家停產治理，190家停產、破產、轉產，18家因治理無望被責令關閉。
那么，經過十五年的治理，今天的淮河水質狀況究竟怎樣了呢?據環保部的數據，2010年，淮河干流及31條支流，好于Ⅲ類水質的水體由1995年的8%上升到37.5%，劣于Ⅴ類的水體由1995年的55%下降到25%。離淮河干流和支流全面變清的目標，即大部分水體水質達到或優于Ⅲ類水質的目標，還任重道遠。
人們常常把淮河治污與英國泰晤士河治理相比。要知道，淮河要比泰晤士河大得多。英國從1850年修城市下水道，做治污準備，1950年建污水處理廠，至2000年泰晤士河大馬哈魚回歸，歷時150年。后50年共投入300億英鎊，約相當于今天人民幣3000多億元。可見流域水污染治理的艱辛。
三是啟動重點城市環境治理。這一時期，圍繞環境保護的重點城市，啟動了大規模城市環境綜合整治。期間相繼評選出70多個“環境模范城市”，環境質量、環境狀況顯著優于一般城市。它們的經驗說明，只要城市領導重視，擺上政府議程，真抓實干，是可以在經濟發展的同時，建設一個比較好的環境。在這個期間，繼續推動城市工業結構和布局調整，能源結構調整，治理城市工業污染的同時，開始規模建設城市污水治理設施，大氣污染治理措施。1991年到2011年，城市污水處理率從14.8%提高到83.6%，生活垃圾無害化處理率從16.2%提高到79.8%，燃氣普及從23.7%提高到92.4%，用水普及率從54.8%提高到97%。
1993年之后，我到全國人大環資委擔任主任委員，全力參與到中國的環境法制建設中去，陸續修訂了《水污染防治法》、《大氣污染防治法》和《海洋環境保護法》，出臺了《固體廢物污染環境防治法》、《環境噪聲污染防治法》、《防沙治沙法》、《清潔生產促進法》、《環境影響評價法》。其中《環境影響評價法》是立法方向的轉變，也是環境管理方式的轉變。從“先污染后治理”轉向“先評價后建設”，預防在先，治理在后。西方國家的實踐證明，實施環評制度后，環境污染形勢開始明顯好轉，我也希望看到中國這種轉變。誠然，環評法還要進一步充實，特別要強化法律責任條款。
第四階段，環保綜合治理階段。2002年至2012年的十年間，經濟高速增長，重化工業加快發展，給環境保護帶來了前所未有的壓力。是中國環境保護最為艱巨的十年。數字顯示，從2001年至2010年十年間，中國GDP增長率達到10.5%，其中有6年是在10%以上。特別是從2002年下半年開始，各地興起了重化工熱，紛紛上馬鋼鐵、水泥、化工、煤電等高耗能、高排放項目，致使能源資源全面緊張，污染物排放居高不下，“十五”期末二氧化硫、COD等主要污染指標不降反升，沒有完成原定的減少10%的目標，受到了社會各界的廣泛質疑。2006年，雖然開始實施節能減排計劃，但是重化工業擴張的勢頭仍然不減，污染物上升趨勢難以遏制，終于在這一年，主要污染物排放：二氧化硫2588萬噸，氮氧化物1523萬噸、化學需氧量1428萬噸、氨氮141萬噸，達到了歷史最高點。其后，中國政府進一步加大減排力度，并輔之以市場化手段，使得主要污染物開始逐步下降。但盡管如此，中國的環境質量并沒有隨之好轉，污染事故仍然此起彼伏，由此引發的公眾事件頻繁發生。
近年來pm2.5鬧得沸沸揚揚。就北京而言，有研究表明，pm2.5約60%來源于燃煤、機動車燃油、工業使用燃料等燃燒過程，23%來源于揚塵，17%來源于溶劑使用及其它。從國外大氣治理的經驗來看，細顆粒物污染的治理是一項長期而艱巨的過程，不僅要付出巨大的投入，還需要付出超常的努力。以美國為例，在經歷了五十多年的治理，才達到目前的水平。我國細顆粒物污染面積如此之大，污染程度又如此嚴重，不要說達到國際衛生組織的標準，就是達到我國制定的標準，也需要一個更加艱巨的過程。不僅要下最大決心，更要付出超常努力，爭取用十五至二十年的時間走完這一歷程。
面對如此環境嚴峻形勢，政府和相關部門在財稅上試行了一些新措施：
一是全面推行特許經營制度。過去，污水垃圾處理廠都是靠政府投資建設經營，不僅進展慢，而且效益低，許多治理設施建而不運，建而不養，成了環保的擺設，沒有發揮應有的環境效益。2002年，拉開了以推廣特許經營制度為標志的市場化改革序幕。近十年來，民間資本、外資等社會資本進入到供水、供氣、供熱、污水垃圾處理等領域，打破了國有企事業單位獨家壟斷的局面，提高了生產效率和服務水平，推動了環境基礎設施的建設步伐。據2011年5月《全國城鎮污水處理信息系統》顯示，全國共建成投運的污水處理廠3022座，比十年前增長了6倍，變化不可謂不大。其中采取BOT、BT、TOT等特許經營模式的占42%。
二是實行有利于環境的價格政策。近年來，在各種產品價格中逐步體現環境成本，污染物減排量也成了有價商品，可以出售和交易，這些做法為利用市場機制來保護環境開始走出路子。2004年出臺的每度電1.5分錢的脫硫電價政策，很快使電廠脫硫如火如荼地開展起來。短短幾年內，使全國脫硫機組裝機容量占火電裝機容量的比重從2004年的8.8%提高到2011年的87.6%。同樣，2011年出臺的每度電8厘錢的脫硝電價政策，垃圾焚燒上網電價激勵等政策，為環境治理市場化開啟了新路子。
三是實行有利于環境的稅收政策。近年來，中國在稅收制度綠化方面也做了不少工作，推出了一系列有利于環境保護的稅收優惠政策。比如，對節能環保企業實行所得稅“三免三減半”政策，對污水、再生水、垃圾處理行業免征或即征即退增值稅;對脫硫產品增值稅減半征收;對購置環保設備的投資抵免企業所得稅，等等。這些政策對推動環境治理無疑起到了重要作用。
四是實行環境的投資政策。中國環保投資近幾十年來穩步增長，特別是近十年來，有了明顯的增長。20世紀80年代初期，中國環保治理投資每年為25-30億元，約占同期GDP的0.51%;到80年代末期，投資總額超過100億元，占同期GDP的0.60%左右;“九五”期末的1995年，投資總額達到1010億元，占同期GDP的1.02%，首次突破1%大關，標志著規模的環境治理開始啟動;“十五”期末的2005年，投資總額達到2388億元，占同期國民生產總值的1.3%;“十一五”期末的2010年，投資總額又上升到6654億元，占當年GDP的1.66%。在環保投資中，社會資本越來越成為環保投資的主體。但財政投資拉動作用卻十分明顯，往往起到四兩撥千斤的作用。比如，1998-2002年，中國政府共發行國債6600億元，其中安排650億元支持967個城市環境基礎設施項目，并拉動地方和社會資金2100億元，建成了603個污水處理項目，新增污水處理能力5476萬m3/d，22個中水回用項目，164個垃圾處理項目，新增垃圾處理能力8.5t/d。這是中國政府第一次大規模投資環境基礎設施建設，并帶來了長遠的環境效益。2008年4萬億投資中就有2100億投資于生態環境建設，短短三年內使城市污水處理廠座數增加63%，而在縣城卻增加了3.3倍。此外，為提高財政投資的效益，2007年起，中央財政實行“以獎代補”政策，帶動地方財政資金1124億元。
五是實行有利于環境的融資政策。2007年7月起，中國金融行業實施“綠色信貸”政策，國有銀行和商業銀行對綠色產業都給予了重點支持。截止2010年底，國家開發銀行和國有4大銀行綠色信貸余額已達14506億元。國家開發銀行作為國家政策性銀行，對環境治理貸款力度尤為明顯。“十五”期間，環境保護貸款發放額為1183億元，占同期全國環保投資總額的14%;“十一五“期間，繼續加大貸款力度，共發放節能減排貸款5860億元，其中環保領域發放款3200多億元，占同期全國環保投資總額的15%。與此同時，從事環境治理的環保公司還積極上市融資，據不完全統計，目前在國內A股、H股上市的國內環保公司達46家，2011年營收總額達到630多億元。另外還有一些環保公司在香港、美國、德國、日本等地境外上市融資。
在這個期間，環境保護法制建設也取得了新進展。相繼出臺了《放射性污染防治法》、《可再生能源法》、《循環經濟促進法》等。到目前為止，中國已制定了8部環境保護法律、15部自然資源法律，制定頒布了環境保護行政法規50余項，部門規章和規范性文件近200件，軍隊環保法規和規章10余件，國家環境標準800多項，批準和簽署多邊國際環境條約51項，各地方人大和政府制定的地方性環境法規和地方政府規章共1600余項，初步形成了適應市場經濟體系的環境保護法律和標準體系。
我前面講述的重點放在環境污染及其治理方面。在80年代至2010近30年來，在生態環境治理方面，像林業建設、草原保護、荒漠化治理、水土流失治理、濕地保護特別是生物多樣性保護方面，都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一定的進展。
第四階段，把環境保護上升到戰略高度
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把生態環境保護擺到如今這樣一個戰略高度，這在過去是不可想象的。
黨的十八大以來的五年，是黨和國家發展進程中極不平凡的五年。尤其是在生態和環境保護領域，正如黨的十九大報告所指出的那樣，“生態文明建設成效顯著”“全黨全國貫徹綠色發展理念的自覺性和主動性顯著增強，忽視生態環境保護的狀況明顯改變”
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必須樹立和踐行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理念。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決心改變環境污染的狀況，下這個決心是很不容易的。
總體上講，雖然經濟總量排名世界第二位，但我們還不是一個特別富裕的國家。在外國人看來，中國的經濟實力還沒有強大到足以將生態環境保護作為國家戰略的時候。但在這種情況下，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堅持人與自然和諧共生。建設生態文明是中華民族永續發展的千年大計。這意味著黨和國家將投入更多的精力、更大的物力財力來做生態環境保護工作，這是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對國家、民族可持續發展高度負責的精神的具體體現，也是對百姓期待的有力回應。
當年，曲格平曾提出經濟建設、城鄉建設、環境建設要同步規劃、同步實施、同步發展的思路，這被國家作為建設方針發布實施，并確立了“誰污染誰治理”等八項環境制度，奠定了我國環境管理的基礎。曲格平認為，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對生態文明建設的態度，可以用“前所未有”來概括：重視程度、投入、出臺的法律政策措施前所未有;同時，國際輿論對我國環境保護由批評指責到認可贊揚，這也是前所未有的。發展與保護的關系被重新審視，從相互排斥到相輔相成，這樣的轉變是生態環境保護最大的轉機。
不僅如此，黨的十九大報告中針對“加快生態文明體制改革，建設美麗中國”的部署全面細致，是一份詳實的生態環境保護任務清單。
比如，報告提出，加強對生態文明建設的總體設計和組織領導，設立國有自然資源資產管理和自然生態監管機構，完善生態環境管理制度，統一行使全民所有自然資源資產所有者職責，統一行使所有國土空間用途管制和生態保護修復職責，統一行使監管城鄉各類污染排放和行政執法職責。
這是所有生態環境保護工作者的期待，也是實現美麗中國目標必須做出的變革。
(參考資料：中國環境保護四十年回顧及思考—曲格平在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環境保護四十年”學術論壇上的演講節選、眾說十九大：美麗中國必將呈現——訪中華環境保護基金會名譽理事長曲格平(《 人民日報 》(2017年12月20日 04 版))
(人物簡介：曲格平，教授，世界著名環境科學專家，曾任全國人大常務委員會委員，全國人大環境與資源保護委員會主任委員，中華環境保護基金會理事長，中國環境管理干部學院名譽院長。曲老是中國環境保護事業的主要開拓者和奠基人之一，也是中國環境保護管理機構的創建者和最初領導人之一。在環保界，他成就了多項第一：中國第一位常駐聯合國環境規劃署首席代表，第一任國家環境保護局局長。他一直構筑著中國環境法體系，心目中最大的使命，就是“讓自然有法保護”。他被外界稱為“中華環保第一人”、“中國的環境保護之父”。)
原標題:中國45年環保史：在砥礪中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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